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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作者 Daron Acemoglu 和 James A. Robinson （合称 AR）及其长期合作伙伴 Somon Johnson（合称 AJR）于 2024 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表彰其在「制度如何形成及对经济繁荣影响」领域上的重要贡献。起初看书名以为是写所有「国家」最终都会失败，误会一场，实则正是写制度对国家繁荣的影响。但与其学术研究不同，本书相当科普向，引经据典但浅尝辄止。
AJR 在 2001 年发表的论文[1]中已经说明了本书前几章的很多观点，核心是他们以计量手段证明制度是经济绩效的根本性决定因素，而地理、气候、资源等因素则不然。此观点和 Jeffrey Sachs 等人针锋相对，是故在此书出版后 Sachs 和 AR 也在互联网上展开了一场论战。老实讲 Sachs 对书里的很多想法与我不谋而合，此处暂且不谈。单看书的话，内容丰富但不够深入，易读但严谨性一般，毕竟作者长期耕耘于计量研究，本书采用的写法并非其擅长领域。
结构倒是井然有序：
到此为止本书的核心要点已然清晰无遗，余下内容无非是对上述几部分的扩写，故下文我并不打算再对这本书内容作进一步分析，转而将目光投向本书核心观点的相关学术讨论。
上文提及的论文是整本书的理论起点。在论文中作者用计量方法讨论制度如何影响殖民地国家的 GDP，将 Settler Mortality 作为工具变量使用因果链条「（潜在的）定居者死亡率 → 定居规模 → 早期制度 → 当下制度 → 当下经济表现」进行分析；在衡量制度好坏时，引用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Risk 以及 Polity III 数据集中的 Constraints on the Executive 和 Democracy Index 指标进行评估，最终得到结论：国家之间经济发展水平之所以差距巨大，根本原因在于制度。
在我看来，这篇论文写得比书好得多。在书中对于广纳式和榨取式制度并没有一个很准确的定义，而是通过举例生成的笼统概念；但在论文中作者明确使用 Protection Against Expropriation Risk 来定义，即产权受保护水平越高，国家经济越好，这显然比前者来得更细致准确。Francis Fukuyama（福山）在对本书的 Review[2] 中也提到这点，指出作者对概念的解释过于笼统，无明确的衡量标准（以下系 AI 翻译）：
...... 他们将所谓的广纳式（多元化）经济和政治制度，与榨取式或专制制度区分开来。不幸的是，这些术语过于宽泛，以至于 AR 从未对它们所涵盖的所有内容提供清晰的定义，也没有说明它们如何与现有的概念相映射。例如，广纳式经济制度似乎包括正式的产权和法院系统，但也与允许个人进入市场的社会条件（如教育和地方习俗）有关。广纳式政治制度似乎暗示着现代选举民主，但它们也包括一个非人格化的中央集权国家、诉诸法律机构的渠道，以及远未达到现代民主标准的政治参与形式。例如，我们发现，1688-89 年光荣革命后的英格兰初具广纳性，尽管当时有投票权的人口远不足百分之十。当 AR 在他们早期的文章中首次使用榨取式一词时，它指的是像波托西银矿或加勒比海的甘蔗种植园那样，从奴隶劳动中榨取商品的真正压榨性手段。但在目前的这本书中，榨取式似乎意味着任何拒绝让公民参与的制度，从部落社区到十九世纪阿根廷的牧场主，再到当代的中国共产党都囊括其中。
由于这些宽泛的术语（广纳式/榨取式、专制/多元）各自包含了如此多可能的含义，就很难为它们制定出明确的衡量标准。这也很难证伪他们的任何历史主张。由于现实世界中的社会往往是榨取式和广纳式制度的某种组合，因此任何给定程度的增长（或停滞）都可以事后地归因于广纳或榨取的特质。
这种宽泛类别的使用以及未能区分政治「包容」的不同组成部分，极大地削弱了本书的实用性，因为人们想知道这些组成部分究竟是如何单独影响增长的，以及它们之间是如何相互作用的。例如，有大量文献比较了现代国家、法治和民主对增长的各自影响，往往表明前两个因素对结果的影响远大于民主。事实上，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在非常贫穷的国家扩大选举权实际上可能会损害国家表现，因为它为恩庇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印度的政治系统非常「广纳」，但由于各种诉讼和民主抗议，连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都无法启动，特别是与榨取式的中国制度相比。此外，正如塞缪尔·亨廷顿多年前指出的那样，如果政治制度未能同步发展，扩大的政治参与可能会破坏社会稳定（从而损害增长）。换言之，广纳式篮子中的所有好东西并不一定总是相伴而生，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是相互冲突的。然而，你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这本书中几乎找不到关于这一点的任何暗示，因为作者似乎认为，无论在哪个维度上，包容性都是越多越好。
同时福山也批评了本书中存在的一些历史事实谬误，在此不多作赘述，经济学家在撰写历史相关著作时往往都会犯一点错误，对此我表示宽容，但概念问题是一个无可回避的短板。
另外是 Sachs 在对本书的 Review[3] 中同样指出了几个有意思的问题，核心同样是对其概念过于简化并将一个复杂问题归功于单一变量的怀疑。事实上，当我翻完这本书之后也有相同困惑，书中并没有针对这些疑点做出具体解释，但 AR 二人回应了 Sachs 的 Review[4]，且 Sachs 也进行了再回应[5]，值得一看。
双方核心分歧在于是否可以使用「制度」这一单一变量来解释所有国家经济发展的问题。Sachs 认为 AR 的理论过度简化，就像医生试图用同一种诊断结果治疗许多不同疾病一样。他主张任何复杂系统的失败都可能由多种原因引起，因此经济学应该采用医学上的鉴别诊断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诸如糟糕的治理、地缘政治威胁、恶劣的地理环境和债务危机等都有可能毁灭一个国家。AR 则表示 Sachs 提出的框架过于复杂，框架的威力恰恰在于它能排除次要因素并聚焦于最核心的元素，并写道「如果一个框架有 17 个元素且每一个都极其重要，那它根本就算不上是一个框架。」Sachs 随后在再回应中承认这是双方的核心分歧，但他始终认为政治制度虽然关键，但并不是唯一关键的因素，且尖锐指出「想要有一个极度聚焦的框架，并不意味着这个框架就是准确的。真正深刻的框架必须引导人们去关注教育、疾病控制、基础设施等多方面内容，这才是准确且有用的。」
确实在直觉上很难赞同 AR 对于制度的绝对看重，Sachs 举了几个例子：
AR 以博茨瓦纳和诺加莱斯等例子进行反驳时也遭到了 Sachs 的回击。作为一个经济学的门外汉，我不发表任何意见。
但同时，也很难不去赞同 AR 对 Sachs 框架的评价，一个有 17 个核心因素的框架实在夸张。（在此我突然想到卜正民的新作《The Price of Collapse: The Little Ice Age and the Fall of Ming China》，或许各个因素对国家繁荣产生影响的方式并不相同，制度在历史剖面上影响，地理气候等因素则在时间维度上产生影响。存疑。）
双方在区别技术创新（Innovation）与技术扩散（Diffusion，即引进吸收），以及非民主政体能否有效推动经济增长上也产生了激烈交锋。Sachs 指出 AR 混淆了技术创新和技术扩散的动机。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引进和扩散国外先进技术（追赶型增长）比自主创新重要得多。他强调威权统治者往往不是经济进步的敌人，出于应对外部安全威胁或追求国家富强的动机，威权政府（如 19 世纪的普鲁士、日本明治维新、近代的韩国和中国）在引进技术、建设大型基础设施方面实际上极其高效。AR 则否认混淆了两者，表示在书中第五章明确讨论了榨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并明确说明此类国家（如当下的中国）可以通过快速引进现有技术来实现增长。但 AR 强调，持续的创新必须依赖包容性制度；虽然榨取性制度允许技术引进，但当技术扩散威胁到既得利益者的权力时，他们就会出面阻挠。接下来最精彩的部分来了：Sachs 同意包容性政治制度对基础创新的重要性，但表示如果 AR 的理论只谈创新，那就是过度简化，并重申技术扩散（追赶型增长）是发展中国家经济腾飞的绝对主力，而促进创新的制度与促进扩散的制度未必相同。AR 将这种广泛存在的追赶型增长视为次要现象，是对发展经济学核心诉求的忽视。
事实上，AR 的论述有一个核心前提，即基础创新对于国家发展至关重要，但事实上真是如此吗？完全可以通过快速引进其他国家的基础创新成果来弥补发展差距，比如中国的 AI 技术发展，透过蒸馏 OpenAI 及 Claude 模型、吸收其开源代码以及技术报告等核心知识、引进相关人才以及政策鼓励等，加上对于国内数据无与伦比的控制力，成功跃居世界第二，远在其他国家之上，并且产出了 DeepSeek R1、Seedance、Qwen 等领先成果，同时，透过国家对 AI 应用的大力支持，中国的 AI 技术下放远超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
最后一个争论点是 AJR 赖以成名的实证基础（即前文提到的殖民地起源模型）及其理论是否具有预测未来的价值。Sach 在评论中暗示 AR 的理论缺乏对未来的指导意义，表示如果一个经济学家在 1980 年仅仅根据政治和公民权利来预测未来的经济表现，他可能会愚蠢地把赌注押在冈比亚、厄瓜多尔或苏里南上，而完全错失亚洲（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增长。作为回应，AR 嘲讽了 Sachs 在玻利维亚推行 IMF 结构调整政策的历史，暗示 Sachs 的预测和处方本身就很糟糕。对于缺乏证据的指责，AR 则辩称这是一本面向大众的书，而他们的学术论文早已提供了严密的计量经济学证据，证明一旦控制了制度变量，地理变量就不再起作用。AR 还指责 Sachs 过去甚至无法用他们提供的数据正确地运行回归分析。Sachs 在再回应中也对此进行了猛烈的反击，表示 AR 所谓的欧洲定居者死亡率数据实际上是士兵、主教和非洲劳工死亡率的大杂烩，数据质量极低（引用 Albouy 2012 的交叉验证），并指出十九世纪的死亡率不仅影响了制度，更反映了当地的疾病生态。这种疾病生态（如疟疾）在今天依然存在，直接且独立地削弱着劳动力生产率，并非仅通过制度起作用。最后，Sachs 认为制度实际上是高度波动的，自 1970 年代以来世界上已有大量国家迅速转型为民主国家；用百年前的殖民历史来决定今天的命运是历史宿命论。 最后，针对其模型的预测能力，Sachs 指出「因果理论必须证明其预测能力是科学的基本原则」，AR 对理论缺乏预测能力表现出的无所谓态度令人担忧。同时，他澄清了关于玻利维亚的人身攻击，指出自己当年实际上是帮助玻利维亚抵抗 IMF 的紧缩政策，且当时的政府是民主自由的。
精彩，实在是太精彩。AR（AJR）的痛点在于其理论完全无法解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国家的发展现况，Sachs 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当然，很多人都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包括福山，包括 Arvind Subramanian，此人是《India’s Turn: Understanding the Economic》以及《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的作者。他在对本书的 Review[6] 中同样指出「即使再过二十年，中国和印度也不太可能被 AR 的理论充分解释」，但同时也体贴地表示「AR 无法解释这两个大国的发展轨迹，并非其内容丰富、见解深刻的著作之过，而是中国和印度历史上独特且难以协调的现实所致」。AR 自己也说了「If China manages to continue to grow for several more decades and reach levels of income per capita comparable to tho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r Germany while still austerely authoritarian and politically extractive, that would be an exception to our theory.」这样的话，承认了他们的理论在面对中国时候可能存在的不足。但无论怎么说，一个忽略了世界上近三分之一人口的理论总是值得商榷的，尤其是在二十年后的今天再看。
而针对 Sachs 所说的「理论缺乏预测能力」问题，倒是很有改进空间，AJR 目前所使用的指标仅仅只能衡量一段时间内统治者所采用政策好坏，而一个好的指标不仅应该包含当下制度的质量，更应该包含整体制度的稳定性，即该制度能否长久被保持（在内部和外部压力下）。
回到政治制度这部分，作者提出的这种分类本身也值得深思，广纳式制度可以是民主，难道不可以是君主？在这个问题上，我更像是一个柏拉图派，但无论是 AJR、Sachs 或者福山等人可能都会毫不犹豫地站在亚里士多德的一边。正如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过「君主制比贵族制更好，贵族制比共和制（即公民政体）更好。但是最好的一经腐化就成为最坏的；因此僭主制就比寡头制更坏，寡头制就比民主制更坏。」
总体而言，这是一本好的入门书，面向大众，行文流畅，结构清晰，但若要对此问题有更深刻的体认，靠它远远不够。同时也要意识到，本书的研究成果已经是 20 年前的观点。这 20 年来，AJR 的理论发生了什么变化、有了什么新的进展，这些就留给以后再探索了。
[1] Acemoglu, Daron, Simon Johnson and James A. Robinson.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401.
[2] https://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2012/03/26/acemoglu-and-robinson-on-why-nations-fail/
[3]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reviews/why-nations-fail-daron-acemoglu-james-robi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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